家境顺的孩子一般都不大淘气。
我早年可很不顺。没等我出生，爹就死了。不到10岁，妈妈也撒手而去。在班上，老师的板子是专给穷孩子准备的。进了地毯房，三把铁家伙动不动就不定抡下哪把。回到家来，堂兄的脸总铁青铁青的。脾气一上来，不是罚我在那盆碧桃前边跪上个把钟头，就是挨把子。一回他在我头上晃起菜刀来，我妈才抱住我说，我可就这么一个儿！
大概越是处在逆境中的儿童越不正常。淘气像是对坎坷生活的一种报复，是一种发泄。记得我曾把人家的猫丢进金鱼缸里，还拔过学校厕所照明的电线。一位长者对我摇着头说，“淘得简直没边儿啦！”
一个晚上，我把胡同里一条野狗的尾巴上绑了根绳子，头上拴了个木片，害得那狗拖着木片在胡同里来回走了一宵：它神经质地总想摆脱那赘物。
第二天，胡同里好几口子容易失眠的街坊，都抱怨一宵也没睡安宁，气得打了那狗，也骂了往它尾巴上拴木片的“缺德鬼”！
其实，我很爱狗。早年每当自己不受待见时，就觉得狗比人好。有人骂狗嫌贫爱富，专咬衣着破烂的，如乞丐。我倒认为狗挺讲义气。小时家里曾一度连人都吃不饱，哪有什么可喂狗的。当时我们家那条叫“小黑儿”的狗，就到处去偷吃，可还回来看我们那个家。有时它因偷吃被人家打得满身是血，夹着尾巴嗷嗷叫着回来，就朝院子犄角那堆稻草垛上一倒，还一声声地呻吟着。
那时小黑儿可以说是我的亲密伴侣。我常带它出东直门。我倚坐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面看书，它要么趴在我旁边打盹儿，要么就在左近觅食———有时也会碰上合得来的异性同类。但它从不走远，眼睛总着我的动静。
在我那孤寂的童年，小黑儿给过我不少温暖。
我顺小喜动物。除了猫狗，夏天还常出城去捉蟋蟀，冬日养油葫芦。
英国人也多喜家畜。40年代在报道伦敦大轰炸时，我还在关心着希特勒轰炸下英国猫和狗的命运，故写了《活宝在受难》这么一篇有点出格儿的报道。
二战爆发前夕，留英的同学们都已陆续回国。1939年我在剑桥过冬，大轰炸前夕迁回伦敦。所以两次纳粹的大轰炸，我都在场。
当时伦敦的空防颇为严密，除了满天飘着汽球之外，还总有战斗机在英吉利海峡截堵迎战。所以纳粹的地毯式轰炸必在夜晚。那时，我像当地市民一样，天一黑就钻到地铁的站台上过夜。天明之后再钻出地道，先看看自己的家挨没挨炸———有一回只剩下了残骸；然后走街串巷，在碎砖乱瓦间，进行采访。《血红的九月》、《矛盾交响乐》和《银风筝下的伦敦》诸篇，就是这样写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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